实验就是试验，尝试的多了，就更容易得到正确的结果。

中国学术界，其实一直有一个习惯，或者说是幻想的模式，就是先通过超量的理论计算，来完成大部分的实验的前置工作，也就是用试算代替试验，接着，再用实验来验证试算的结果，成功则成功，不成功则再算。

这样的幻想模式，想起来是很美好的，实际上却很少发挥作用。

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几次大的科研项目，不管是两弹一星，还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，又或者多个工程和产业项目，只算物料成本，比国外科研机构便宜不了多少，若非如此，也不会重新出现造不如买的论调了。

事实上就是，国外实验室也是做试算的，而且，因为人家的学者更有经验，接受的系统教育更完善，反而算的更好——更悲哀的事实是，即使试算的再好，做实验的时候，该错的还是要错，该重来的还是要重来，所以，物料成本总归是少不了的。

至于人工成本，国内学者亏的就更多了。在90年代以前，中国随便弄一个高端点的项目，组织的科研人员的数量都是过万的，以这样的规模，哪怕大家的薪水百倍千倍的低于国外，人工成本比国外也是只高不低的。

杨锐则是习惯了21世纪模式的研究者，让他做理论试算什么的，他是玩不过来的，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也是玩不来的。要做有效果的理论研究，首先一点就得人多，因为世界是如此的复杂，想用数字代替实验，自然需要更多的数字上的投入。

然而，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，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招募到大量的“理论生物学家”的，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。

最终，在智力和经验投资上落后的实验室，自然只能从物质投资上来弥补。

当然，单纯的物质投资是没有效果的，杨锐和他的离子通道实验室，也不可能因此而竞争得过国外的顶级实验室。

杨锐坐在苏先凯对面，道：“用传统方式来生产牛视紫红质蛋白，肯定是不行的，你不是做了修改吗？现在的效果就很好，只要再改下去，再来10倍的产能，也不是做不到的嘛，对不对？”

苏先凯斜看杨锐一眼，道：“主任，如果不是您说的，我肯定以为是个外行人的要求呢，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别哈哈了，这可是命令。”杨锐的脸绷了起来，气势一下子就出来了，道：“老苏，你当日来找我，要做g蛋白偶联受体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那个……”

“推三阻四的，可不是你的作风啊。”

“我……”苏先凯张嘴结舌的，好半天道：“不是我想推三阻四，实在是难度太大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