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对高端一些的医生和学者来说，医药公司甚至会赠送价值数万美元的医疗系统，或者再培训计划。而有资格参加研讨会的医生们，往往有机会在研讨会的间隙滑雪和打高尔夫球，因为医药公司们总是喜欢在风景名胜处召开这样的研讨会。

至于更高端一些学者们，诸如受聘于国立卫生院或者fda的高级学者，他们甚至能合理合法的从制药公司手里领到薪水，出席会议或者撰写文章，也能得到不菲的报酬。大部分的美国顶尖医学研究者，都能因此拿到比本身职位多的多的收入。

这样的现实，令美国医药界，进入了一种玄妙的状态。

没有人指出律博定的问题，或者说，即使有人指出了律博定的问题，这些人也是无关紧要的人物。

大人物们，医药界的大人物们，不论是否收取了报酬，都对律博定持着深信不疑的态度。

律博定的副作用的确隐蔽，但是，医药界的学者的不作为，也是原因之一。

最终，揭开盖子的竟然是来自中国的学者。

杨锐没有收过三木公司的好处，也没有参加过三木举办或联合举办的研讨会，更没有从三木手里拿过薪水，同样不会有三木的贿赂。

这免不了令人有些尴尬。

不过，美国人遇到这种事情，也是有应对招数的，就像是每次埃博拉病毒爆发的时候，都会有勇敢而无畏的非洲医生万古流芳一样。

杨锐很快也获得了非洲医生的待遇。

《华盛顿邮报》率先开腔，盛赞杨锐“不仅是极其出色的学者，而且是青年人的道德楷模。他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，顶住了重重压力，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。”

《洛杉矶时报》也不甘示弱，紧随其后的刊登文章，说“杨锐的表现不仅证明了他的能力，而且证明了学者的良心，fda应该向中国人学习。”

更直接的赞誉来自学术界，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向杨锐约稿撰写律博定问题的消息，很快就传遍了学术界。

学术期刊约稿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事，尤其是在少数人掌握着真理的时代，顶级期刊每期都会刊登专门的约稿。

比如说阿波罗飞天了，人体基因组计划做出来了，又或者小一点的事件，比如某个转基因种子突然出现了，等等，期刊等不到自动送上门来了的文章，就会向领域内的学者约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