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小儿子的？”伍洪波问：“快上小学了吧，没送幼儿园？”

蔡院士满面笑容道：“幼儿园也去，我有空也教教他，幼儿园老师教数数教半年了，我说，不如趁这两天闲下来，给小孙子做个启蒙，我教语文有点不够格，俄语、英语和数学还是可以的。”

“这两天本来是闲下来了对吧，都怪杨锐。”伍洪波笑着打趣。

“怪杨锐！”

“都怪杨锐！”好几个人趁乱起哄。

杨锐没想到高朋们竟然都像是中学生似的，无奈道：“实验室的事，谁说得清楚。”

“两个月做一种新药，也有点太快了吧。”靠着暖气的是中科院药品研究所的研究员庆志勇，不像是大学里的教授隔着窗户纸看不清楚，他是经常性要对接各地制药厂的，因此很熟悉而今做一款新药的难度。

如果50年代的中国，有现在的生物研究水平，那在抗生素大发展的热潮中，还是有一分余力的，但在84年来说，中国开发新药的能力就太弱了，尤其是竞争力薄弱，即使看准了一个靶点，预计十年二十年能做出来，也没人敢做，因万一你做到一半的时候，其他公司就可能率先做出来了，若是如此，其前期投入就全白瞎了。

所以，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。

杨锐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做到了临床前，在庆志勇这样的专业人士眼里，基本等同于“我了个大去！”

杨锐回答过无数类似的问题了，腼腆笑一笑说“运气好”就闭口不言了。

反正，怎么想就是你们的事了。

庆志勇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们怎么就没有遇到好运的时候。”

“我看，是咱们的机制有问题，为什么华锐实验室敢于投资，愿意投资，最后能够做出来？”有教授毫不意外的提出体制问题。现如今，这是时髦话题，就像是30年后的房价一样，哪怕你一点都不关心，你也能说出一二三五四五点出来。

沈兴德教授是个文弱书生的模样，脱下眼镜，用衣角擦一擦，道：“也不能全然责怪体制，咱们的研究经费就那么点，再改制，难道能改出经费来？怎么用有限的经费做出有价值的成果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。以后，比如到了21世纪，咱们国家实现小康了，咱们的四化建设有了成果，经费也多起来以后，如何用大量的经费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，就是小杨这一代人的责任了。”

“沈教授说的好。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赶上好时间，小杨这样的年轻人，才是真正出成果的。”

“是呀，现在学华锐做科研风险太大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