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集中以为他是抹不开面子，忙道：“杨锐，蔡教授是学部委员，就算是商业合同，他也能帮得上忙，你有困难就说出来。”

王永也道：“我们都说，不能流血又流泪，你做出了成果，这是好事，对方也是投资，不要觉得亏欠他们。”

他们觉得杨锐是轻描淡写。科研竞争岂是请客吃饭，看看理查德就知道了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全球前10的大学，在生物方面的排名几近顶峰，但就是这种顶级名校中的教授，亏掉上百万美元以后，也彻底消沉了下去。

对于杨锐这样的年轻人来说，任何资金提供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例。失败了固然惨不忍睹，有时候胜利了都会惨不忍睹。

好像鸩酒一般的资金提供方案，普通国人尚不了解，在座的教授们又怎么会不了解。

蔡教授再道：“你不要有顾虑，你是我们北大的人，北大不会让你吃亏的。”

“谢谢蔡教授，确实是不错的合作方案，而且现在是成功了，没有后遗症。”杨锐略有些感动。

蔡教授能当着大家的面这样说，确实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虽然在《cell》的论文发表以前，各种难题依旧存在，而北大并没有如此郑重其事的提出来，稍显势利眼，但杨锐却很能理解。

因为在论文发表以前，在研究成功以前，有的人明知道是毒酒，也宁愿喝下去的。

喝下毒酒至少有了资金，至少能破釜沉舟，胜或苟延残喘，败或死得其所，总好过浑浑噩噩的任项目从手缝里溜走。

过去那些年，大部分的中国研究员都不分享研究成功的红利，比如著名的钱学森，造出了原子弹，获得的奖金总额是10元人民币，换言之，研究失败，他的奖金也就少10元而已。也就是进入了80年代以后，科研人员的下海潮，才给研究人员带来了胜利红包。

正因为如此，80年代初期的资本毒药并不受人排斥。

杨锐愿意喝下毒酒，是杨锐自己的事，北大管不着，也没必要管，甚至可以说，杨锐有本事找到毒酒，都是很不容易的事，多少人想找毒酒还找不到呢。

而杨锐现在做出了出人意料的成绩，蔡教授主动递上解药，不仅难得，而且称得上尊重他的选择。

唐集中又仔细问了杨锐有关合同的细节，都被杨锐一一作答，当然，他的版本是参照自己与黄茂等人签署的合同来说的，属于后世略显苛刻，现在略显宽厚的合同范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