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到这里，耿健的思路也清晰了，又道：“你刚买的花瓶，到学校跟前来做什么？”

少妇却是早有准备，一边扯着耿健，一边指着前面道：“我家住学校跟前，我回家都不行？大学生了不起？大学生还管我回家不回家？”

“你家在哪里？”一名热心的学生问道。

少妇冷笑两声，道：“看到前面那栋两层楼了吗？下面的小卖铺就是我开的。”

耿健再次惊慌了，进而也有了自我怀疑：莫非真的是我碰的？

转念，耿健反而决定不能承认：620块太多了，赔起来要赔死人的。

尽管现在的北京工人的年均工资有2000多元，但这是中国首都最伟大的工人阶级的收入，在下岗潮汹涌之前，工人工资是远高于中国人收入的中位数的。

再者说，工资并不能简单的转化为可支配收入。即使是双职工家庭，每年的开支也很高，单职工家庭就更不用说了，2000多元少说要吃掉一半。

耿健家在农村，条件在当地不好不坏，但供养一名北京的大学生却不轻松，以至于每个月只能给耿健10元到15元的生活费。

加上学校的补助，耿健的月生活费也就是30元左右，比很多地方大学的学生多一点，但肯定比北京的学生要少的多。

600元的花瓶，耿健不知道要赔到什么时候。

少妇见耿健不言语了，却不给他思考的机会，用力拉着耿健，道：“我要找你们校领导，花瓶你赔不起，让你们学校赔。”

连带责任的大旗，进一步把耿健吓的魂飞魄散。

杨锐望着耿健，同时置换自己的角色，亦是暗自摇头，这么精心制作的碰瓷，又岂是一名普通学生所能招架的。

事实上，在后世的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的情况下，碰瓷都极其难以处理，更别说是1984年的现在了。

可以说，除非被碰瓷的人有确定无疑的证据，否则双方就是一笔糊涂账，无论是承担100还是10的责任，被碰瓷者都会产生足够有驱动力的利益。

后世还有摄像头之类的玩意儿，84年不仅没有，碰瓷成员的技巧还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