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争年代的友谊，特别是对活人来说，总是弥足珍贵的，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风波中闯过来的同事，也很不容易，一些人生了龌龊，一些人则结成了更深的友谊。

杨锐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出变化。

当他接到电话以后，很是发愣了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我们支持。”

电话里嗡嗡的响，徐武从来没有这种经验，问：“咱们怎么支持，老景的战友和老同事都在全国各地呢，我在河东的那点关系，拉不到支持。”

他显而易见的想到的是公家的支持。

现如今，普通人出去吃饭，都会问一句有没有报销才点菜，战友会和同事会什么的，想寻求支持，自然也是找官方的支持。

杨锐撇撇嘴，道：“他们能找到各级政府帮忙，那是他们的事，除此以外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咱们以个人的名义提供一些支持。”

“个人的名义，谁的名义？怎么提供支持。”

“就你或者景伯父的名义。我们给外汇好了，各级政府再怎么帮忙，也不可能拿外汇出来不是。”即使是在北京，也就是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等少数部委，稍稍有一点活动的外汇，但那些钱也是不好用的，层层审查是最起码的，除非是国家级领导人，其他人还是别指望能套出外汇来了。

杨锐却不同，他今年分到了15万美元的分红，尽管其中的大部分都用来订购仪器了，但就是剩下的零头，也够他奢靡的铺张浪费了。更别说，某些订购的仪器还不用立刻缴纳尾款。

徐武却是听傻了，说：“你知道老景有多少老战友和老同事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但想组织战友会的，总不能是所有人吧，而且，咱们可以根据战友会的不同，给予不同力度的支持。”

徐武已经听不懂了，说：“你就一次性说出来吧，电话费挺贵的。”

长途电话确实挺贵的，杨锐抬头看看柜台后面的吴倩，她拿了一个纸板，正帮杨锐记录时间呢，免得他多花冤枉钱。

杨锐笑笑，重构了一番语言，继续在邮电所的电话亭里，说道：“咱们可以直白一点，你找那些想搞战友会和同事会的人，请他们在战友会和同事会上，公开支持景伯父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请他们写一些书信，寄到北京去。如果他们愿意，我们就拿一些外汇给他们，作为战友会和同事会的开支。如果不愿意，那就当是没有这么一回事，随便他们自己组织。当然，给一些人民币意思意思也是可以的。”

寄信到北京陈情，为某某人说项以平反，或者以个人名义寄信到中央部委，在整个80年代初都是非常普遍的。也有些人会组织朋友同事帮忙写信，希望看到信件的组织予以考虑。

当然，更厉害的还是上访，或者在一些民主生活会之类的地方，直接对上级领导做出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