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行省要运转，光有法令不够，还得有路。

大明的版图从堪察加到天山，从南洋到东瀛，消息传递靠什么？快马接力，从北京到广州要十五天。十五天，前线打完了仗，皇帝才收到战况，还怎么指挥？

朱慈炯决定修驰道。

不是新建，是在现有官道上拓宽、夯实、设站。秦始皇修的驰道，宽五十步，夯土筑路基，两侧挖排水沟，路面略高于地面。两千年前的人能做到的事，如今没理由做不到。

他有碎石、有夯土、有快马，比秦始皇多了排水沟和驿站的法子。他能做的，是把路基修好、驿站建好、路网铺开。修路这东西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

但没理由做不到和能做到之间，隔着半个帝国的距离。

第一条试点驰道，从北京到南京。

全程两千余里。朱慈炯的方案是：碎石路基三尺厚，上面铺一层夯土，两侧挖排水沟。南洋多雨的经验派上了用场，他早年修水渠时总结的排水优先原则，如今用在了北方。每隔五十里设驿站，驿站不是打尖住店的地方，而是信息中转站：八匹快马、两个信使、一间烽火台。

工部预算报上来的时候，朱慈炯差点把茶碗摔了。

“三百万两？！”

“陛下，”工部尚书小心翼翼，“碎石要从太行山运，夯土要从黄河滩取，驿站要征地、雇人、买马，”

“南洋修水渠花了多少？”

“……三千两。”

“修盐田花了多少？”

“……不到一千两。”

“你知道为什么差了一千倍吗？”朱慈炯站起来，“因为南洋是残兵干的，不花钱，花命。朕不能用命修路了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先修北京到南京这一段。碎石不用从太行山运，沿线到处有石山，就地取材。夯土不用从黄河滩取，路过的州县征调民夫，每人每天三十文。驿站不征地，用沿途现有的官驿改建。预算砍一半，一百五十万两。”

工部尚书咽了口唾沫，“陛下，一百五十万两……也很多。”

“朕有银行。”朱慈炯说。

陈婉儿收到素帕玛的信时，正在算账。

信是用汉字写的，笔迹工整但带着暹罗文的弯钩。素帕玛的汉字是朱慈炯教的，写了二十年还是这样。

“婉儿姐：南洋三事禀报。一，暹罗稻米增两成，仓库不够，已报工部增建。二，马来府走私查实七家，补缴十八万两。三，吕宋华商与本地人起冲突，已设公平市价牌，另给本地商贩借低息本钱。三事皆小，但积小成大。南洋稳了，天下就稳了一半。”信末尾画了一朵小莲花，是素帕玛的习惯。

陈婉儿看完，把信折好收进抽屉。抽屉里已经有十几封了，按月排好。

她提起笔，回了一行：“收到了。银子的事我来。南洋的账，你管着，我放心。”写完，她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句：“北京冷了。你那边还热吧。等路修好了，他来南洋，我们一起聚。”

她把信封好，叫人送出去。从北京到阿瑜陀耶，走海路要二十天。二十天后素帕玛才能看到这封信。但她知道素帕玛会看。

一个守南洋、一个守银子，两个人各忙各的，靠信说话。信不多，每月一封，但从不断过。

陈婉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在北京的银行总督府里，默默翻了个白眼。

她放下手中的账册，对身边的副手说：“陛下又要花钱了。”

“花多少？”

“一百五十万两。”

副手倒吸一口凉气，“修什么？”

“修路。从北京到南京，驰道。”

副手犹豫了一下，“这笔钱……够吗？国库里，”

“够。”陈婉儿拿起算盘，噼里啪啦拨了几下。“去年商业税增收四十万两、关税增收二十五万两、南洋矿税增收十八万两，加起来八十三万。加上银行今年的利润分成，够拨。但明年，日子就紧了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，提笔在账册上写下“驰道专项”四个字。写完后，盯着看了很久。

“罢了。”她自言自语，“路修好了，银子自己会回来。他说的没错，是投资。”

驰道修了两年。

第一年，从北京到徐州段。一千余里，征调民夫三万人。朱慈炯每月亲赴工地巡视，他蹲在路基上用手指戳碎石层的厚度，不达标的全铲了重来。有个包工头想偷工减料，被朱慈炯当场查出，碎石层只有一尺半，比标准少了一半。

“你是觉得朕看不出来？还是觉得朕好欺负？”

包工头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。

“重做。费用你出。再做不好，人头落地。”

朱慈炯看着包工头跑远的背影，心里翻涌着一股火。他见过太多偷工减料的事，拿命换钱的人，不配修路。所以他在驰道工地上定了一条铁律：碎石层三尺，少一寸都不行。谁敢偷，谁的人头落地。这不是吓唬，这是承诺。

他对身旁的工部侍郎说：“记下来，以后所有工程，一律按此标准。偷工减料者，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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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部侍郎咽了口唾沫，“是。”

第二年，从徐州到南京段。这一段靠近前线，路面上还留着当年北伐时的弹坑和车辙。民夫们一边填弹坑一边修路，有个老民夫挖到一枚没炸的开花弹，吓得扔了锄头就跑。方士元弟子张小七带人把弹排了，临走说了句：“放心，师父做的弹，哑的比响的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