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已不再年轻，但总有人正年轻着。我曾遇见一个真正的人，他热爱生活，爱聊天，不露锋芒，希望拥有一切，从不疲惫，从不讲些平凡的东西。

我第一次见到方迟，是在颐和园路的旧书摊前。那年我大三，为了一门叫作文学与社会的选修课，需要写一篇关于北京旧书摊的调查报告。四月的风还带着凉意，梧桐絮飘得到处都是，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。我蹲在一个角落翻一本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，书的扉页上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：历史是时间的碎屑，我们都在其中打捞自己。

这本书不错，但那一版缺了最后一章。

我抬头，看见一个穿灰色卫衣的年轻人站在对面，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燃的烟。他看起来不到三十岁，但眼角的细纹又像经历过很多事。他的眼睛很亮，亮得不像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，倒像是刚从一场漫长的梦里醒来，还带着梦里的光。

缺了最后一章？我翻到书尾，果然，最后一章被人撕掉了，留下毛糙的纸边，像一道没愈合的伤口。

被撕掉的那章讲的是历史的另一种可能，他把烟别到耳后，蹲下来和我平视，有人不愿意看见那种可能，就撕了。但撕掉的东西不会消失，它会变成别的东西继续存在。比如，变成某个人心里的一个问号。

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，而是看着远处昆明湖的水面，阳光碎在上面，粼粼的，像无数个被撕碎又重组的问号。我突然觉得这个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——他说的话不像是说给我听的，倒像是说给某个看不见的听众，或者只是说给他自己听。

后来我们就认识了。他叫方迟，在附近一家书店打工，说是打工，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和顾客聊天，从《论语》聊到量子力学，从胡同里的老槐树聊到银河系悬臂。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也不管他，偶尔自己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晒太阳，听他说话，眯着眼睛笑，像听一段永远讲不完的评书。

那段时间我经常去找他。下午没课的时候，我就骑车从学校到颐和园路，穿过成府路那些卖烤串和奶茶的小店，拐进那条种满槐树的巷子。书店在一座老四合院的西厢房，门脸不大，但纵深很长，像一条通往某个秘密世界的隧道。方迟总是坐在最里面的窗边，阳光从木格窗棂漏进来，在他身上画出明明暗暗的格子。

你今天想聊什么？他给我倒一杯他自制的桂花茶，杯子是搪瓷的，磕掉了好几块漆，露出黑色的铁胎，聊点不平凡的东西。

我那时候年轻，对不平凡的东西其实没什么概念。我告诉他我写诗，他让我念给他听。我念了一首关于地铁和人群的诗，用了很多形容词，把城市写得压抑又孤独。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你写的不是城市，你写的是你对城市的害怕。诗不是用来害怕的，诗是用来拥抱的。你要像抱住一个老朋友那样抱住这座城市，哪怕它身上有很多你不喜欢的地方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聂鲁达的诗集，翻到某一页，念道：我承认，我曾历经沧桑。你看，他没有说历经苦难，他说沧桑。沧桑里有泥土和雨水的气息，有时间的重量，但没有怨气。真正的人不抱怨，他们只热爱。

那是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真正的人这个说法。我问什么是真正的人，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
他说他曾经在云南大理的一家客栈住了三个月，客栈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离过两次婚，一个人带着一个十二岁的女儿。每天早上五点半，她就起来给客人做早饭，做的是一种她自己发明的花卷，里面放了玫瑰花瓣和核桃碎，配一杯普洱茶。客人吃完早饭去逛古城，她就坐在院子里剥豆子或者缝补客栈的窗帘，哼一首不知道名字的云南民歌。晚上客人回来了，她就在院子里点一堆篝火，请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，聊旅途中的事、聊人生、聊那些在别处不好意思聊的梦想。

她女儿有时候会跑过来靠在她腿上，她就一边摸着女儿的头发一边继续说话，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打断她享受这一刻。有一次我问她，你觉得人生苦吗？她笑了，说苦啊，当然苦，但苦不是全部。苦就像辣椒，放一点在菜里是调味，放太多才让人受不了。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复杂，但每一句都让你觉得，她是在用整个生命在说话，而不是用嘴巴。

这就是真正的人？我问。

方迟摇摇头又点点头：这只是其中一种。真正的人有很多种形态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——他们从不讲平凡的东西。不是因为故意要标新立异，而是因为他们看见的世界本身就没什么是平凡的。你看这扇窗，他指指木格窗，你看见的是什么？

一扇窗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