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东线，莫斯科的反应更为复杂。

克里姆林宫，宣传部长办公室里，亚历山大·谢尔巴科夫——那位以强硬着称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——皱着眉头读完俄译本。

他划出了十几个段落：关于“社会贡献积分系统与计划经济潜在异化”的暗示，关于“任何绝对权力都可能催生类似‘净化日’制度”的潜台词。

“这个中国作家…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”他对副手说，“但他对资本主义与法西斯媾合后的形态，剖析得比我们的一些理论家还要深刻。”

“要删节吗？”

谢尔巴科夫沉思良久：“不。全文发表。但配发一篇《真理报》评论员文章，强调：一、书中描绘的是‘垄断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终极形态’；

二、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能从根本上避免这种异化；

三、作者作为中国民主人士，其局限性在于未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决定性作用。”

于是，5月中旬，苏联出现了罕见景象：一本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外国小说，以十万册的首次印刷量发行。

排队购买的除了知识分子，还有许多前线士兵的家属——他们的丈夫、儿子正在斯大林格勒、库尔斯克与德军血战。

在列宁格勒围城幸存者聚集的阅览室里，一个失去双腿的老兵读完后，对旁人说：“900天围城时，我们吃过皮带，吃过墙纸下的糨糊。但至少……至少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挨饿。书里那些人，他们被‘优化’掉的时候，可能还相信那是为了‘社会效率’。”

而在遥远的中国重庆，反应最为微妙。

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室里，烟雾缭绕。部长王世杰面前摊开着《时代》杂志中文版连载的《清除日》第一期，旁边放着美国大使馆送来的、措辞礼貌但不容置疑的照会。

“美国人在施压，”他揉了揉太阳穴，“说这是‘盟国共同宣传战线的重要一环’。”